内不滞于我私为无我，外不累于事物为无物，无我、无物则一切发自本心。

简洁地说，张世英依据人之在世结构将人之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张世英以精神现象学和精神科学的方式建构起了有别于王国维和冯友兰的新境界论。

张世英将这一世界与价值领域发生关联，使得生活世界具有了丰富的人文主义特质。人生来都要经历现实无情的磨砺和锻炼，而真正的境界，正是在这些无情甚至残酷的生命经历中得以成长、丰富和充实。人之在世结构在这一境界中已进入高级的主客融合阶段。开近代中国境界论之先河的王国维采借康德、叔本华思想，主要于艺术领域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境界理论。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形上学以理念、自在世界等内容作为纵向超越之根柢，因而可以被称作有底论。

人之存在与内在的生命力，呼唤着诗意的语言。对这一境界的诉说必然要通过语言的诗性或诗性的语言才能得以完成。当然，他与汉武帝的关切点有所不同，他的出发点是民生。

他说孔子作《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这里的书邦家之过即是对君主的批判，那么，同理，他自己据《春秋》言灾异之变就是对汉家的批判。而教化而成则意味着后天，这类似王夫之的观点性日生而日成[13]。（一）天的人格神性 在董仲舒的心目中，天是什么？天怎么样呢？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显然，这里流露出对皇权的崇拜。

安所缪盭（谬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不仅如此委婉地发问，还直斥当今权力与民争利、与民争业，大小好处通吃：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45]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

[44] 董仲舒：《士不遇赋》，袁长江主编：《董仲舒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页。然而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的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若过其序，民（人）乱之也。二是道者，所繇（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是人道、王道。

由此可见，董仲舒的人性论及其对现实人性的批判，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批判，或者说是为政治批判服务的。这里有两个形容词很值得留意：孔夫子贱而汉武帝贵。董仲舒险些因此丧命，并非因为其书大愚，而是因为其书对现实政治有所批评，即司马迁记载的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43]，即汉武帝认为董仲舒在刺讥自己。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董仲舒也就可以顺势而为，通过谈灾异来批判现实政治。另见《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25]《周易·系辞下传》。等等，都体现了彰显自己鲜明的人民立场。

这并非要废除刑罚，而是以博爱为本、正义制度为基，先德而后刑。董仲舒的意思是：君主正其义不谋其利，人民才能有其利。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实际上，董仲舒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正是后者，远非仅仅改正朔，易服色而已，其实不仅有改制之名，而且有变道之实。他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这里只提到大夫，其实包括上文所提到的天子。

这是董仲舒的行政观：任德而不任刑。他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

而天之所以降下灾异，也是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董仲舒没有意识到，对于他所追求的天的代言人角色来说，他所提出的建立太学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解构

儒学实践是一个功夫论问题，尤其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原载《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9期）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Huang Yu-shu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ism Stud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logically implies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This is not only a question of "learning Confucianism", but also that of "practicing Confucianism".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individuals, but also that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that is, a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purpose of Confucian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is a problem of "theory of effort", in which two relations need to be dealt with properly. The fir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e and learning. Of course, the premise of practicing Confucianism is to study Confucianism, especially to strictly distinguish its plural historical forms and its singular basic principle,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nd creation. Learning Confucianism is not simply to transfer the pre-modern ancient Confucianism to today, but to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to adapt to the modern lifesty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is also a problem of "theory of spiritual level", that is, to enhance our spiritual realm and life realm. Keywords: Confucianism; Practice; Learning; Modernity; Reflection [1]《朱子语类》，卷九，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也是上述适宜性原则的要求。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儒学实践中首先要准确把握的，就是儒学当中的儒学原理。罗彩：《三纲五常问题研究三十年及其前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2–130页。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中华书局1975年版。（1）由博爱的情感而导向正义的行为，这是中国正义论即儒家正义论的第一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正义的行为必须体现超越差等之爱、实践一体之仁的博爱。

从复数的儒学看，历史上出现过各种版本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原始儒学（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儒学）。第一是实践与学习的关系。

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其实并不是对儒学的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所谓伪儒，是指打着儒学的旗号而贩卖一些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的东西，诸如跪拜、女德乃至邪教，等等。

唐代玄宗皇帝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孝经》作注（722年、743年两次）[17]，特别重申了移孝为忠的宗旨：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40]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186页。[38] 这就是孔子的境界论。腐儒往往显得特别重视儒学的躬行实践，主要是礼的实践。

第二是学习与创造的关系。[12] 再到东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形成了《白虎通义》这样一个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文本[13]，正式提出三纲六纪，并解释道：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

正义的行为，或称正当的行为，通常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即合礼的行为，例如合法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朱熹指出：论先后，知为先。

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并未真正理解儒家之礼的原理，因而往往是将历史上的某种具体的礼的形态奉为圭臬，固执墨守。因此，按照生活儒学的观念，儒学实践的前提乃是前现代儒学的现代转化，这种转化的大本大源乃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